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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职能不分和双重领导导致独立性不足[8]是传统纪检监察模式的法治困境，也是改革必须解决的主要难题。
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是我们在继承这些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时，应赋予它们一定的新内涵。
但在当今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大量运用于政府治理。当前一些地方出现野蛮执法、暴力执法和执法不作为等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行政执法程序规则来引导和制约公职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行政法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正在并将不断适应行政法治模式转型，跟随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步伐进行调整。我国也将成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国家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当前，鉴于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复杂形势和反腐败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将廉政和反腐败作为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另外，坚持中国行政法学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国外行政法学的一切理念、知识，而是摒弃国外行政法学中与我国法治建设不相适应的原理、原则，比如三权分立、过分放松规制等。体系内容逐步转型 传统行政法学的体系和内容主要是基于旧的行政管理模式构建起来的，其特点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立法法》（2015）第13条在法律层面确认了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所生成的法律修改的试验模式。
同时，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也无法完全达致法律修改的效果——例如，被暂时调整的法律条文在试点地区内效力处于待定状态而非失效的状态。[6]参见刘志刚：《暂时停止法律实施决定的正当性分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4期，第60-62页。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功能的发挥必须依仗相应报告制度的强化与完善。是否正式修改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所涉及的法律，则取决于有效期限内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的实施效果。
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作为法律修改的试验模式，正是保障法律修改及时性与审慎性相协调的可行路径。[24]本文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双重背景之下，协调法治与改革的关系也是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的重要功能之一，本小节第三部分将展开这方面的阐述，资不赘述。
[15]局部性则表明了试验的空间维度。二、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的性质 （一）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不是什么 有研究者尝试将前述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纳入《立法法》所规定的授权立法的范畴内，使其具有合法性。而十一届人大的相关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2013版）》整理得出，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2013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在发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功能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本身需要更加审慎与克制地运用这种授权，同时通过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全国人大监督等方式，避免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可能的变相扩张。
[31] 在中国立法实践中，存在着试行法、授权立法、经济特区立法等立法的试验制度，这些制度反映出中国立法活动强烈的试验特征。可见，延展有效期也是可能情形之一。[40]例如，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功能，赋予集体所有的耕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融资功能，设立监察委员会等改革事项。此外，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的事项多样而复杂，并非所有改革事项均适合纳入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的运行范围。
[3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页。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立法法》（2015）第13条的运行逻辑本身也在协调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同时，授权决定对暂时性、局部性的精确表达，又形成了对试验本身的严格限制，将试验对国家法制统一的挑战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通过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使地方改革主体的改革活动获得合法性，进而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改革利益与风险分担机制，不仅使地方改革试验主体无违法改革的后顾之忧，更从根本上保障地方改革试验主体的积极性，给予地方改革试验更加坚实的制度后盾。
授权决定非常重要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将既有的改革纳入法治轨道，是尝试将混沌转化为有序的机制，但如果超过必要的限度，反而可能会导致有序转变为混沌。在经历了弥补空白式的大规模法律制定活动后，法律修改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显得格外重要。[33]张志铭：《转型中国的法律体系建构》，《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第154页。在发挥对改革的引领与保障功能时，尤其需要正视其作为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差异，畅通地方改革需求与地方知识输送至中央决策的途径，避免地方改革活力的减损。从反馈的实际效果出发，运用地方知识为立法工作提供支持，发现中央在修改法律文本时可能无法预料到的问题，更避免立法中出现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4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修改此类授权决定中所涉及的有关法律内容？对于这一问题，研究者们比较一致。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
换言之，作为法律修改试验的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将在法律条文内容的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0]可见，无论条文规定以及立法本意都强调授权立法制度针对的是相关法律的空白。
由此可知，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也不是变通规定。[3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95页。
这种动态平衡影响下的法律体系，已然与凯尔森（Hans Kelsen）所绘制的那种精致的金字塔状有所区别。对于授权决定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的事项，授权主体希冀通过实践来检测它们的可行性。因此对法律进行修改既要及时，又必须审慎。在法律的正式修改之前，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将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之后的法律条文在某一区域内试行，测试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的法律条文在这些区域内适用的实际效果，将为法律的正式修改提供必要的反馈。
从此类授权决定的表述不难看出，作为授权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将此类授权决定的目标定位于修改完善法律。在法律内部，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实质是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关系。
[25]陈卫东：《当前司法改革的特点与难点》，《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52页。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针对的则是已经有相应法律规定的事项，这是其与授权立法的关键差别。
而上文已提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则至少说明，司法制度中的诉讼制度并不是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的绝对禁区。那么，现阶段，无论实务还是理论界都已认识到，在已经形成一定的既有法治秩序而改革步入深水区的情况下，不能再仅仅从功能主义立场出发来论证改革正当性而轻视合法性问题。
地方改革试验最初往往以改革的良好效果稀释对改革涉嫌违法的批评。在此框架之下，国土资源部起草《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全国33个县（市、区）试点地区内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代拟稿）》及其说明，而后又经过国务院法制办、中央改革办、中央农办、全国人大有关机构及国土资源部的反复研究、论证，最终才形成《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开启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场攻坚战。如果说以前的改革存在违法改革的嫌疑，甚至引起对于良性违宪的争论。[9]因此，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性质的界定问题是这场关于授权决定合法性讨论的关键。
而参与讨论的研究者们的分歧关键在于是否将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定性为法律修改。[32]参见《国务院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1期，第88页。
另一方面，通过试点的方式测试法律修改的可行性，尽可能避免盲目地修改法律，降低制度变动效果的不可预期性。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律修改的试验模式是以法治引领与保障改革的重要方式，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现实选择，同时也是协调法治与改革关系的可行途径。
（3）在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有效期届满之前，通过合法程序延展其有效期。而刘松山、丁伟等人则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这种授权决定的行为符合《宪法》、《立法法》等法律规定。